[摘 要]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危机网络舆情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在网络虚拟社会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解决。通过研究电子政务视角下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有力提升政府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电子政务；网络舆情；政府治理
一、电子政务环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当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正处于应用重点转型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具体要求，明确了“十五”期间，我国电子政务的建设目标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信息化的实现，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通过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确了“十一五”期间，电子政务的实施重点开始从政府内部的信息化应用转变为突出对公服务平台建设以及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外部应用。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了“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明确了未来五年电子政务的应用重点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
电子政务是政府在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中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促进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务流程的优化，从而实现政府管理手段、管理机制、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等方面创新的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信息网络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在促进政府变革的同时，更广泛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不仅已经成为人们消息获取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更成为广大民众反映民情、表达民意，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当某个区域内被公众关注的现实社会热点问题或突发群体性事件借助网络广为传播，被更多的公众所知晓，引发网上热议，就会形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网络舆情的兴起给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借助电子政务建设，促进网络问政的实施，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是现阶段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电子政务当前应用重点的归属性上看，网络舆情治理属于电子政务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科学运用电子政务平台，加强网络舆情治理，一方面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提供直接、畅通的渠道，使公众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实现。其次，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网络问政的实施，为社会治理的决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最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利益性矛盾不断涌现，各类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频繁，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官方网络舆论平台，可帮助政府部门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提高新形势下网络舆情的分析能力，对于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舆情动态，科学引导网络舆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网络舆情的特点及发展现状分析
1、网络舆情特点分析
与传统舆情形态相比，网络舆情在传播方式、演变规律、影响效果等方面，具有许多自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性。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触角涉及网络能够达到的所有空间地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从WEB1.0时代过渡到 WEB2.0时代，使网络上信息发布的主体从网站机构向公众个人转变。公众可自由在网上发布个人言论信息，同时每个人都有选择网络信息的自由。开放性是网络舆情的根本特性，是舆情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根本原因。开放性是我们研究网络舆情的出发点，也是舆情监测的难点所在。
2）虚拟性。网络舆情的虚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舆情存在空间的虚拟性、舆情发布行为的虚拟性和传播主体身份的虚拟性。网络舆情的虚拟性使得一方面多数公众会通过网络真实地表达对现实事件的看法，反映出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方面的网络舆情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有利于政府比较真实地了解不同意见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情绪态度；另一方面，又使得网络空间缺乏信息内容甄别和传播制约机制，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散布不良信息，误导公众，诋毁政府形象，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虚拟性是把双刃剑，是网络舆情监测的必要性所在。
3）实时性。网络舆情的实时性是由信息发布的实时性、信息传播的实时性以及互联网开放性特征所共同决定的。网上信息的发布由于不存在传统媒体“把关人”繁琐的发布审核程序的制约，舆情信息能够在相关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被发布在网络上，为公众所知晓。从技术角度上看，互联网24小时的运行状态保证了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不受时间限制，同时借助网络的开放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蝴蝶效应，相关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覆盖到全球任何一个网络节点。网络舆情的实时性是我们研究网络舆情产生源以及危机网络舆情预警的关键之处。
4）互动性。“同其他人发生联系---进行跨越时空的互动交往，是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 [1]（P4） WEB2.0除了使公众个人成为网上信息发布的主体外，也增强了公众间的信息互动性，使得BBS论坛成为网络上的主要信息交流平台。对于热点事件的讨论，网民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和互动意识。通过实时交流，使各种观点和意见能够快速地表达出来，激发更广泛更深入地讨论，从而使网络舆情能够同时显现绝对扩散化和相对集中化的趋势，促使信息主体形成意见群体化特征，在推动热点舆情从萌芽阶段向高潮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显著地催化作用。舆情的互动性是舆情热点形成的催化剂，是研究政府引导舆情和疏导舆情策略的切入点。
5）偏差性。信息在网络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耗损和失真。网络虚拟时空与社会现实时空的差别性，信息发布主体主客观因素等原因决定了网络信息的偏差性。首先，对现实事件发生背景认识的不足以及对事件真实发展过程了解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不完备信息，使得现实事件信息经由网上发布时就容易出现失真；其次，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经过传播群体不同主观意识的重新表达，使得信息失真会被局部放大，由此导致了现实事件的网络舆情会出现偏离化、衍生化、扩大化趋势。另外，某些涉及敏感话题的舆情容易被不法分子误导，使得网络民意很容易被人操纵，大大降低了其真实性。对于网络舆情偏差性的控制是政府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意义和目的。
6）多变性。现实突发事件或热点问题是网络舆情主题形成的主要来源，现实事件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舆情的多变性。同时，网络言论的自由和个人意愿的充分表达，为各种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网民主体利益和倾向的不同致使对同一事件会存在不同的看法，从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导致舆情发展的多变趋势。网络舆情的多变性是导致其演化规律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必须依靠技术手段对热点舆情进行实时跟踪并分析其演变趋势，及时发现舆情热点话题的转移，并实现危机舆情自动预警，便于政府及时知晓并采取应对措施。
2、网络舆情现状分析
近两年网络热点事件爆发频繁，网络舆情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网络平台成为舆情爆发的主要渠道
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历经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互联网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从应用重心看，随着从WEB1.0到WEB2.O的技术发展，互联网经历了从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发布信息三个阶段的转变。从应用范围看，互联网从最初单纯的科学研究工具转变为包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库。从应用主体看，互联网从最初的教育机构、科研院所、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实体延伸到公众个体。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互联网已成为反映现实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兴媒体。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09年发生的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就有23件，约占事件总数的30%[2]。传统媒体由于从新闻采集到出版发行之间的诸多环节会造成信息延迟，同时存在信息发布审核方面的种种顾虑而造成对现实事件报道的反应迟钝，使互联网成为网民的“自媒体”平台，网络舆情已成为当前引发现实热点事件的主要来源。
2）网络舆情突出反映社会热点问题
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既非纯粹传统，亦非纯粹现代的混合型社会形态之中，我们称之为“社会转型期”。期间，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加剧，致使突发性热点事件处于高发势头。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众的表达意愿和民主意识不断加强，通过网络这一大众媒体平台，发布热点事件，关注热点问题，交流意见，凝聚共识。通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近两年发生的网络热点事件统计，可以看到不论是2009年的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杭州市飙车案、石首市骚乱等事件[2]，还是2010年的李刚之子校园撞人案、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山西“问题疫苗”等事件[3]，这些社会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均突出反映了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现实热点问题。
3）网络舆情挑战政府应对能力
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政府管理类事件所占数量最多，通过对近两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热点排名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9年排名前20位的网络热点事件中，与政府直接相关的就有15件，其中负面事件14件，占政府事件总数的93%。2010年排名前20位的网络热点事件中，与政府直接相关的负面事件6件，占政府事件总数的75%，直接影响了政府及领导干部的形象。另一方面，目前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经验还不足，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中，容易导致舆情态势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增加了危机治理的复杂度，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以石首市骚乱事件为例，原本起源于小城市的治安性小事件，最后演变成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影响的负面性热点事件。追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对社会舆论的应对方法不当。在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在官方网站上作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是及时的，但政府在回应信息中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个不恰当的用语，不仅没有缓和事态发展，反而引起了网民更多的不满。而后当地政府在6月20日夜间开始网吧断网，事发地段断电，网友发布的文字及照片报道被删，更激起了民众的质疑和对立情绪。舆论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在网上掀起又一轮热议，对政府阻碍信息传播的做法表示不满，由此加剧了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官民矛盾升级。当前危机网络舆情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4）网络舆情载体形式多样化趋势
进入WEB2.0时代后，广大网民成为网络信息发布的主体，为适应网络平台新主体信息沟通的需要，网络媒体的形式开始从一些主流媒体网站例如人民网、搜狐、雅虎、新浪等逐步扩大为各类BBS论坛，例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红网社区、猫扑论坛等。网民通过BBS平台畅所欲言，同时在某一共同话题的公共空间内展开互动交流，此时的话题内容往往是围绕事件本身，通过跟帖回复的方式，发表简短的意见感想。随后个人博客兴起，为网民个人建立起互联网上的独立言论空间，出于对自身博客点击率和知名度的追求，博客激发了网民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探究，博文不论是文字数量还是理性分析层面相对于原来的BBS论坛形式均有较大地提升。近两年，又出现了播客、微博客、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服务。播客网站提供了网民上传个人实时拍摄或是自编自导自演视频资料的网络途径，从而实现了多媒体网络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在北京地铁通道里唱歌的“西单女孩”以及农民工“旭日阳刚”，正是通过播客的途径得以登上2010年春晚的舞台，显示了播客的巨大影响力。微博即微型博客，博文内容一般限制在140字以内。2009年7月，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仅一年时间到2010年7月，新浪微博产生的总微博数已超过9000万，每天产生的微博数超过300万，平均每秒会有近40条微博产生[4]。微博客带来的更大社会震动，在于通过微博平台与手机等无线终端信息双向传输的无缝集成，能够事件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进一步提高了信息更新频率，加强了网上网下的互动程度。在2010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先是《凤凰周刊》某记者在微博上发出“机场女厕门连续直播”，报道自焚者家属钟家姐妹欲赴京上访时，在南昌机场被地方干部堵截在女卫生间长达40多分钟的经历，使得自焚事件向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突进。进而，钟家小妹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展现了微博在重大热点事件中较强的社会舆论作用。微博之后，由于人际交往的需要，网民开始出现群体化趋势，比个人力量更强大、话语更有效的“网络社群”开始出现，例如人人网、开心网以及QQ群组等。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由于其成员在组织上的紧密联系，因此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5）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性加强
网络媒体对于热点事件的信息发布、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更新频度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及其职业记者的采访报道实力又是网络媒体所不具备的。当前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互为补充。传统媒体在网络上捕捉热点事件，开设网上爆料台，寻找有价值的新闻线索，继而跟进采访事件的前因后果，追踪报道事件的发展态势，已成为传统媒体必要的运作形式。通过网上爆料，进而由传统媒体介入调查，进行事件深入采访和挖掘，能够提高公众可信度，同时更容易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利于现实事件的迅速解决。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宜黄9•10 拆迁事件中，红网最先在网上报道该事件，发表《江西宜黄县拆迁起冲突 3人疑自焚重伤入院》的网文并附有事件现场图片。南方都市报9月12日刊登了《江西宜黄拆迁引发3人自焚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的新闻。9月13日，北京新京报、湖北长江日报分别发表了该事件最新发展状况的文章。而后两篇文章分别于凌晨3：18和5：05被网易新闻转载。9月14日，东方卫视于早间新闻中报道了宜黄县政府关于“拆迁户不是自焚而是不慎烧伤”的回应。当天，中央党报开始关注此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伤”》，被多家媒体转载60次，财新网继续发布后续报道，对宜黄县政府的回应提出三点质疑。直到9月18日，抚州市正式通报对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为止，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陆续围绕事件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持续的交叉报道。体制内传统媒体，包括各级党报、电视台，关注和回应网络舆论，可以表达政府改进公共管理的诚意，对突发事件的解决经常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传统媒体的介入在突发事件的演进过程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6）网络舆情对现实事件的影响力增强
从网络舆情和现实舆情的关系上看，网络舆情离不开现实舆情，网络舆情与现实热点事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舆情的空间走向上分析，现实热点事件的舆论可以从社会空间传播到网络空间，形成网络舆情；反之，网络曝光的现实热点问题也可以从网络空间转移到社会空间，影响现实事件的发展态势。近年来的许多事件均通过第一时间在网络曝光，进而引发热点现实事件的发生，例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案，最初是由网民将其开会照片上传到网络，从现实空间传播到网络空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随后周久耕的身份、职务、社会关系迅速被人肉搜索，披露相关背景信息，从而引发热点网络舆情。继而事件又从网络空间转向现实空间，纪委开始介入该事件，最终周久耕因腐败问题被双规。同样，江西宜黄的拆迁自焚案中，事件最初一家三口的自焚，并没能阻止当地政府的强拆行为。而后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上访遇阻的情况在微博客上现场直播，开始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最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事件才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正是由于网络舆情具有积聚民意，传播面广，影响范围大等特点，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民意表达下行对上行的封闭机制，拓宽了以往舆情事件传播的单一路径，缩短了政府部门对现实社会相关事件的关注和介入时间，使其在热点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强大现实影响力。
三、电子政务环境下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机制
1、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
当前，网络媒体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传统的政府宣传及舆情获取方式，已无法满足当前政府面对网络这一新兴媒体上的舆情工作的需要。截至2009年底，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了BBS论坛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新浪网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5]（P2）。同时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57亿人，普及率达到34.3%[6]。面对每天300多万条的海量网络信息发布，数以百万的信息发布平台，4.57亿潜在的信息发布主体，传统的人工化监测手段已无法满足监测的时效性，更无法实现即时地话题内容分析和舆情趋势跟踪，不适应信息时代政府决策参考的需要。另外，从网络舆情本身六大特性看，其开放性、虚拟性、实时性、互动性、偏差性、多变性决定了舆情监测和分析的复杂性，必须应用智能化信息分析处理技术，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工作的能力。在网络舆论时代，凡涉及对公服务的政府部门都有必要及时准确地把握公众对服务的反馈意见。据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网络舆情汇集和分析智能化系统在政府部门的应用，还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部门、公安部门和宣传部门，远远不能满足政府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的需要。
根据舆情演变规律以及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特性，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政府网络舆情研判工作有五个方面的内容：舆情规划、舆情收集、舆情分析、舆情控制、舆情评估。舆情规划是确定网络信息的监测主题，选择需要监测的网络媒体（国内主要网站、论坛、博客），设置需要捕捉的网络信息关键字。日常监测一般设置为本部门的机构名称或部门领导名字即可；在热点舆情爆发期，可根据舆情主题来进行设置，例如“地震”、“抢盐”等关键词，从而准确捕获舆情动态信息。舆情收集工作是从所监测的网络媒体中，实时自动获取指定主题的网页信息，存入本地信息库中。舆情分析工作是对信息库中的所有信息，实时分析处理，包括主题识别、信息分类、数量统计、重要性分级，同时通过与历史信息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研判相关舆情的主题及热度变化趋势。舆情控制工作是实现舆情预警、应急方案制定、部门应急联动等管理内容。通过设定一定阈值，超过阈值范围系统自动报警，继而引入人工干预，启动政府应急方案。舆情评估工作主要是舆情事件的事后分析、备案和总结，为舆情监测系统的优化及应急预案评估和修订提供参考依据。凡涉及对公服务的政府职能部门均有必要在原有电子政务系统中引入网络舆情智能化研判系统，应对日益增强的网络舆论场。
2、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
政府网站作为电子政务最早建设的应用系统，其功能已从最初的政府部门职能简介扩展为集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民意交流等内容的综合对公平台。政府网站的“十二五”建设目标是构建服务型网站，信息公开又是服务型网站建设的重点内容。国办发[2007] 54号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平台作用。各级政府网站要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D•詹姆斯认为，在虚拟环境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相同的环境中解决，也就是“以网络对付网络危机” [7](P15-16)。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在知晓危机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大部分公众会立即上网查找该事件的相关资料，网络成为公众验证事件真实性以及了解政府对于事件所持态度和相应举措的重要信息渠道。如果政府未能在门户网站或其他网络平台上及时发布相关事件的立场与应对措施，就会给公众留下“不重视”或“反应迟钝”的负面印象。同时，由于官方主渠道信息的封闭，公众的不信任与怀疑情绪将转变成谣言的温床，造成较大的负面舆情，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今年3月15日，有关“日本核辐射导致海水受到污染，海盐从此变核盐”以及“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之类的传言开始在网络上出现。3月16日，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的一些居民开始涌入超市抢购食盐。这股恐慌性的购盐潮从东部沿海开始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蔓延，并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3月17日下午1点49分，中国盐业总公司开通了新浪微博，及时发布了《关于部分地区食盐抢购现象声明》。在声明中，该公司称“完全有能力保障食盐供应”，已启动国家和省级储备，24个小时紧急配送。此帖的转发和评论总数达11.5万条。3月18日，各地抢盐风波趋于平息。从上述事件演变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两方面问题，一是抢盐的风潮这么快波及全国，说明重大事件舆情的网络传播力是相当可观的，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二是与以往网络舆情事件不同，此次热点舆情持续时间仅3天，这与官方及时发布辟谣信息有着紧密联系，说明政府权威信息的及时性对于控制社会热点突发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健全政府网络新闻发言和网络舆情公关机制，同时建立除政府网站外的多种形式的官方网络媒体平台，例如政府网上新闻发布厅、政府微博等，发挥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公关作用，及时关注网上舆论,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注意把握网络舆情处置的“黄金4小时”原则[8]，及时主动对有关情况进行权威发布,避免由于公众不了解实情而导致的不良舆论和社会恐慌。
3、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
当前，突发热点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舆情治理已被纳入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今年2月份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时，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第七点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同时，网络舆情治理已不再是单独某个政府部门所能完成的，亟需参照国家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方式，建立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治理机制。对于应急管理所基于的政务系统建设，《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推进地方人民政府综合应急平台建设，形成连接各地区和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积极推进紧急信息接报平台整合，建立统一接报、分类分级处置的工作机制。”
目前各级政府均建立了应急管理联动信息平台，但一方面，应急信息平台往往是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后才开始工作，属于后期处置机制，不能适应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快速响应的应对原则。另一方面，应急管理联动信息平台往往针对的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适合网络舆情所突出反映的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事件的处理范畴。因而目前对于危机网络舆情应对，特别是相关部门联动方面还处于治理空白区。鉴于网络舆情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及其与现实热点事件的紧密联系，有必要构建危机网络舆情应急处理的政务协同信息平台，基于此平台建立网络舆情治理的相关政府部门联动机制。
可在原有的各级政府应急管理联动的组织结构和联动部门的基础上，由宣传部门牵头成立网络舆情应急处理中心，构建基于政务协同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系统，制定危机舆情治理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在本部门内设立网宣办，负责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网络舆情应急处理中心负责统一收集和监测互联网上有关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所有热点网络舆情，特别关注那些涉政信息，每天或每周按信息所涉及的不同职能部门，对舆情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传递到相应职能部门。同时针对某一重点舆情，向相关部门提供该舆情的跟踪分析报告，及时向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提供决策参考。各部门网宣办通过统一的工作平台，在第一时间内收到和本部门有关的最新网络舆情信息后，针对信息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舆情研判工作，并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应对。当出现重大危机事件或危机网络舆情时，可由应急处理中心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相关舆情信息，同时向各职能部门发出危机舆情警示信息，由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协调各职能部门，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在整个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处理中心将辅助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发挥事件舆情信息的收集分析，跟踪事件发展态势，为危机事件治理提供决策参考信息。通过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大大提高政府危机舆情的响应速度和危机舆情处置能力。